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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君皆知，诸子百家，乃至作为规训的四书五经，酷爱类比、象征，不仅如此，我国古人尤其偏爱“以事明理”——讲述某具体处境下，应做何事，当如何做。舍身处境，并非逻辑层层推导。并非由原理出发，而是由“境”去喻。比如——讲述某具体处境下，应做何事，当如何做。设身处境，并非逻辑层层推导。并非由原理出发，而是由“境”去喻。比如《曲礼》说孝子，应“不服暗，不登危，不许有以死，不有私财”，为何？ “惧辱亲也”。为何穿暗色衣服、登高危远就可能折辱双亲？它不解释，只是举例设境，让读者体会意义。服暗、登危……皆是“象”。孩子穿暗色衣服，折辱父母，这就是一整个象。虽然可以分析说，暗色意味什么、穿暗色代表什么，但以古人原文而言，其教授方式、行文目的，恐怕并非如此。因为原文通篇如此，多举事，少说理。“坐如尸、立如斋”、“冬温而夏清，昏定而晨省”……全是具体言事，言事引喻，喻必以境，境也正是囫囵而无对立的象。如果说《礼记》尚有其特殊性（必须说明大量细节才能规范人的行为），那么孔孟老庄亦难越境象。从“君子坦荡荡、小人长戚戚”，到“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“，再到“五十步笑百步”，乃至“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“，如此种种，不一而足。虽然比喻是古代诸文明欠缺逻辑能力的普遍表现，但大范围、整体性的以境言教、以事喻理，却唯有我国。所谓”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则不复也”，先辈自古极重类比，而其类比的对象，不是收束的“理”，而是扩容的“象”。从一象到另一象，一断面到另一断面，只要有“宏观整体性的相似”，哪怕无精确的必然道理，它们也属同类，是一回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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