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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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一域之哲学，必与其域之文字相关。如前文所言，思辨往往源于逻辑，逻辑又源于语言。虽然逻辑并非思辨的全部，但除了少数流派（现象学、中观派）外，古往今来思辨都要借助逻辑这一杠杆，才能撬动认知。所以，思辨首先具有“地域语言性”（如同各地风俗有别），其次才谈得上“比较”乃至衡量出优劣——学习西方哲学，要先学西方逻辑，最好精通西方语言；学习唯识论，要先学印度因明，最好精通梵语。唯有如此，才可称”研究“，否则只是茶饭闲谈罢了。研究某种思辨，即研究其背后的民族语言。思辨与语言必为一体，这已是当代哲学的定论。因此，各国各地的思辨体系，很难公约。如果某种思辨传播到外国、外地，那必然伴随语言渗透、文明同化。思辨并非不染淤泥的白莲，她恰是从淤泥中来、满怀淤泥、再到淤泥中去。虽然世界正大肆融合，但我们得时刻警醒，以免入套却不知。

       思辨作为知识，可以；作为普世价值，不行。

       正是思辨-逻辑-语言的三位一体，形成国域间的认知壁垒，所谓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，只要把这个“心”理解为心识结构、思辨倾向，这话就是真理。想理解其他族类、拆除认知壁垒，就得克服逻辑、掌握语言，二者皆非易事，需要猛士渡外取经。无论是唐赴印的玄奘，还是日赴唐的空海，抑或现当代赴德英美日，都辗转几何、屡历波折，这任务代价很大，并不好做。与此同时，其他一些思辨流派却走了捷径，远传海外，大有席卷全球之势。这些钻空子的，即“直观派”，唯重直观，不顾逻辑。上文的现象学、中观派，都从属此系。此系包含甚广，诸如精神分析、身体瑜伽、灵修、各类身心灵的理论，都是其中兵将。由于不和逻辑、语言挂钩，所以极易传播，毕竟想象力人皆有之，逃避复杂是大众的积习。为何我国大众爱谈精神分析、民间哲学尤好海德格尔、佛教推崇禅宗（中观）故事、白领丽人热衷瑜伽灵修？原因便在于此。社会传播层面，直观派系有极大优势。这无关对错优劣，人性使然——你我皆吃货，谁愿亲下厨？给我最直接、最粗暴的体验就够了，其他都和我无关。这就是“直观”的病毒式营销。

       话已至此，该主角出场。我国之思辨，恰是纯粹的直观。诸君皆知，中国自古使用象形文字，而与西方、印度的字母文字有别。西方语言，皆是由基本的语素构成，这些语素（字母）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则搭配组合，形成词，再按照特定的逻辑语法，形成句。印度亦然，其梵语也是由语素（字母）为底，利用特定的规则，产生变形，形成词，再以逻辑规则复合成句。虽然梵语从语素到词的过程，和西方迥异，但他们确实都是“从语素到词”，只要从语素到词，就是同类，即“逻辑性语言”，特点是凭逻辑把小的建构为大的，把短的建构为长的，把简的建构为杂的。正是由于其语言的上述特征，其哲学先天就有“还原论”的倾向，就是说，他们总是寻求“本真”，那个未曾被污染的东西，寻求“初始”，万物的本源母胎。如同其语言的从简到繁，其思辨总想倒推回去，由繁入简。西方与印度，在寻母。他们坚信表象的背后有本质，大海的深处有彼岸，如同离乡的孩子相信妈妈永远等待。母亲确实在等，只是不知何日归来。西方的语言问题，历来备受哲学家关注。德法符号学中有一著名定义——Logocentrism（逻各斯中心论），后被当代哲学家拿来解构哲学之目的，正是直指西方语言的上述特征。通俗来说，哲学一面渴望星辰大海、有着征服天涯的探索雄愿，就这样一步一步踏上不归之途而离家愈远，一面又极度思恋着家乡的母亲，她每天在村口遥望着天涯的游子，这让游子悔痛交加，于是立誓走得更远、收获更多，再尽快衣锦还乡，以慰老母。哲学之矛盾，可如是观。或许会有人指责这种类比过于儿戏——极度理性的哲学怎会如此多情？但人非草木，圣哲的辗转、凡人的反侧，也许在形式上不同，却在根源上相似。

       总之，西方语言是元素化的、逻辑化的、结构化的、叠掩化的，这注定其哲学在理性与经验、结构与解构中不断轮回，犹如推石的西绪福斯。虽然它并非竹篮打水，而是螺旋上升。

       反观我国。自甲骨文起，汉字即象形，每一汉音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。无论汉字汉语在历史中如何演变，甲骨文、金文、篆书、隶书、楷书、行书，种种书法只是书写之规范不同，其纯粹的象形本质从未变化过分毫。汉民族的底层字库，皆源于象形，这早已是公认的事实。前文的连篇累牍全是为引出我国文字思辨所做的铺垫——我们需要弄明白：和西方、印度相比，汉语汉字的象形，到底给了我们怎样的心识结构、思辨倾向？

       必须尽快研究。这问题的背后，是民族之魂。实现伟大复兴，必得带上魂。学界皆知，以往我们一直在用西式理论硬套中国，我国的思辨内涵全部被当成西式的本体论、认识论。老庄的“道”、稷下的“阴阳”，硬是被看作西式的本源、母胎。亦步亦趋地模仿西式思辨，来定义我们的祖先。从上世纪50年代起，西方哲学就已经开始清算其自负，而我们由于长久的贫弱，直到本世纪初才拾起久别的自信。正如前文所言，如何研究、看待我国的心识思辨，这绝不仅是敌友问题、民族问题，而是真正的学理问题、求真问题。不是我们要标新立异，它从底子上就是完完全全的两种色彩，二者当然必有类似，但差异恐怕更多。即便以西哲的最新进展而言，我们也有十足的理由反审自省。没有调查，就没有发言权。唯有追本溯源、探幽钩深，方能识其本色。

       首先，以语言特征而言，中西迥异；其次，以遗留的古文本而言，中西思辨所关注的议题也大不相同。很难想象，古代西方哲学家“不语怪力乱神”——他们满心都是灵魂、天使、主神；也难想象，他们专注于“水善利万物而不争”——这需要习惯性的自然直观以及象与抽象间的联想。阅读中国古籍，犹如在云水间漂流，而阅读西方古籍，则是一锄一锄地耕种。显然，我们的先辈，在直观、自然、象、抽象上，异常娴熟。和西方陌路，与印度那导向虚无的直观亦殊途，中国思辨是温和的直观，极其含蓄、敏锐且阔容。这正是我国思辨的本质特征：象与抽象的辩证。象如水，而抽象如云。

       须知，此处的“抽象”，是指“从象直观出的意义”，它也许是伦理意义，也许是政治意义，也许是生存意义。我国思辨的抽象，必得从象中直观而来。这和“抽象”一词的传统用法有差异，切莫混淆。我国的思辨，是以象立思，以象为心智的主要对象，直接得出各类意义。它和西方那种递进推导式的意义产生法相去甚远。

       讲个故事。男孩幼年读书时，难以理解孔孟、老庄，感觉他们颠倒错乱、肆意联想，学《易大传》更是如读天书。诸家唯有法家易读，墨家、名家也能粗解。究其因由，大概是当代人多受西式教育，先天就有真假表里、因果分析这类倾向，难以对自然之象进行直观抽象，欠缺象征转喻能力。由于抓不到逻辑，男孩竟以为孔孟老庄全是毫无意义的道德说教、异想天开，巴不得逃脱这些“封建糟粕”。说来可笑，他第一次感受到儒道意义，是在涉猎所谓“神秘学”后。男孩喜欢看“世界未解之谜”此类光怪陆离，其吸引力正在于“非科学”、“非逻辑”，和创世神话一样有趣。其中有穿越者，有预言家，有神秘的巧合。那些无稽之谈，如同饭桌八卦，它牢牢抓住了年幼好奇的孩子。其中一章叫“诺查丹玛斯”，据说这人通过水面、星象预测未来。出于猎奇，男孩便把占星术、塔罗牌找来研究。一番缤纷过后，唯余寥落。所谓“万籁此俱寂，惟馀钟磬音”，吊诡的是，这段经历，悄然打开了一扇窗——观“象”之窗。

       所谓的神秘学，一言以蔽之：给予虚幻的符号以真实的意义。占星术也好、塔罗牌也好、巫术魔法也好，无不如此。先诞生一个符号，再给它赋予特定的人世意义，似乎这符号真能直接影响人世一般。占星术说——“火星”（符号）代表争斗（意义），如果命中以某种方式逢到火星掌事，那便有血光之灾；塔罗牌说——“高塔”（符号）代表解构与新生（意义），“愚者”（符号）代表本真与新萌（意义）；黑魔法说——必须要在十字路口（符号）招魂，因为那里是人冥之际，是交叉也是凝重（意义）……神秘学书籍全篇皆此。以分析性的逻辑思维而言，那些当然荒诞不经。可一旦把它置于文化范畴，就会发现，这个神秘学，有得揣摩。

       首先，虚幻的符号。符号如何诞生？

       其次，真实的意义。意义何以特定？

       比如火星，东西方占星术皆认为它代表争斗不安。难道这看法是凭空产生？不然，只要我们夜观星空即了然于胸。火星于夜空，闪烁红色——不仅颜色偏红，还非常明显地不规律闪烁，如同跳跃的篝火。铁锈般的红色，像干的血、枯的肉，本身就刺激人的人理，莫名紧张；不规律的闪烁，让人无途掌控，更感焦灼。高挂夜空的火星，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，悬于天顶，不知何时会降下灾难，戕害一切、动摇一切，让生活血肉模糊。这当然与“不安感”相似，而人之不安主要源于战争、搏斗，伴随骨肉撕裂。再广泛说，它是体系的崩解，犹如用斧劈木、用刀剔骨。这就是“火星”为何如此独特，独特到必须把它刻成符号，必须给它赋予意义。中国称之“荧惑”，主宰战争、动乱和大丧；西方以火星为“战神Mars”，有Separate（切分）之义，又引申为锋锐。可见，火星作为符号，在东西方的诞生是如此神似。如果占星术的符号起源尚显晦涩，那塔罗牌就可谓赤裸——各种名称的背后，是一幅幅生动的画。它们被刻意地画好，每幅画都填充大量易于感受的图形。使用者单凭这一幅画，就能感受、揣测出丰富含义。

       符号的背后是“象”，符号的本质也是“象”。

       具体的论证、更多的证据，此序不便赘述，俯拾皆是，有心人可自去搜集、思考。无论东西方，但凡是神秘理论，其根基必定是符号，其底层一定是象——人所直观的鲜活的象。感官犹如相机，在时间之河中截取永动之世界的断面，有些断面能瞬间激发联想，有些断面钻进记忆以备未来调取。时间中所直观感知的世界之断面，即“象”。这不仅限于视觉，借用唯识宗的说法——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分别导致视觉、听觉、嗅觉、味觉、触觉、知觉，再分别产生景物、声音、气味、口味、感觉、意识，此六种内容皆可形成断面，亦即皆能成象。有些是单独成象，有些是交叉在一起后综合成象。切须留意：一个断面（象），也可以是外物与内识的综合体，并非存粹是景、是声、是味……它可以既有景、又有此景导致的意识判读。举例说明，苹果砸牛顿的故事——苹果砸在牛顿头上，牛顿立刻头部疼痛（感觉）；然后他下意识寻找疼痛来源，看见一个苹果正在地面滚动（视觉）；由于他之前一直在思索物理问题，他瞬间领悟（意识）到上述景物有深刻的物理引力的本质。故事到此终结。以断面（象）而言，这一整个过程，就是一整个象，它同时包含了疼痛（感觉）、苹果（视觉）、领悟（意识）。这是一个断面，一个象，而并非三个。这和西方式认知天差地别。倘若以西方思维，牛顿会说，苹果是苹果，掉落是掉落，砸头是砸头，我疼是我疼，看见是看见，领悟是领悟，这么多独立的碎片背后必有某种完美的逻辑。否则，无法被串联，世界便破碎不堪。很显然，与上述西方分析式认知相比，断面式的成象认知可谓囫囵吞枣、不求甚解。

       实质是，在时间中划定一段，因而此段时间有界限，再消弭此界限中的一切二元对立、形式逻辑，只要是此段时间内浮现之物，无论多少皆统为一“象”。这种认知方式，大有别于当代教育，对其陌生实属正常。虽然它无法也不该成为认知的圭臬，但作为独特的范式，有助于拓宽眼界，对理解中国古文化也大有裨益。

       诸君皆知，诸子百家，乃至作为规训的四书五经，酷爱类比、象征，不仅如此，我国古人尤其偏爱“以事明理”——讲述某具体处境下，应做何事，当如何做。设身处境，并非逻辑层层推导。并非由原理出发，而是由“境”去喻。比如《曲礼》说孝子，应“不服暗，不登危，不许有以死，不有私财”，为何？ “惧辱亲也”。为何穿暗色衣服、登高危远就可能折辱双亲？它不解释，只是举例设境，让读者体会意义。服暗、登危……皆是“象”。孩子穿暗色衣服，折辱父母，这就是一整个象。虽然可以分析说，暗色意味什么、穿暗色代表什么，但以古人原文而言，其教授方式、行文目的，恐怕并非如此。因为原文通篇如此，多举事，少说理。“坐如尸、立如斋”、“冬温而夏清，昏定而晨省”……全是具体言事，言事引喻，喻必以境，境也正是囫囵而无对立的象。如果说《礼记》尚有其特殊性（必须说明大量细节才能规范人的行为），那么孔孟老庄亦难越境象。从“君子坦荡荡、小人长戚戚”，到“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“，再到“五十步笑百步”，乃至“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“，如此种种，不一而足。虽然比喻是古代诸文明欠缺逻辑能力的普遍表现，但大范围、整体性的以境言教、以事喻理，却唯有我国。所谓”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则不复也”，先辈自古极重类比，而其类比的对象，不是收束的“理”，而是扩容的“象”。从一象到另一象，一断面到另一断面，只要有“宏观整体性的相似”，哪怕无精确的必然道理，它们也属同类，是一回事。

       “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”。人与鸟大相径庭，哀与善亦云泥有别，鸟之哀何以类比人之善？若西式认知在此钻牛角尖，死磕下去，必将之定性为“荒唐的乱语”。然而，关键在于，境象的始作俑者根本无需逻辑。囫囵成象、直观比照，恰恰绕过了逻辑。乘舟顺水，岂须翻山？我国古代思辨必有与西方不共之法，也正因此，更弥足珍贵。近年来，许多领域研究也表明，中西之认知，更应被看作两种迥异的范式，而并非可分优劣、可论高低、可辨智昧的同种范式的不同线性阶段。当然，这还有探讨空间，但重新审视中西认知思辨之异同，应已是学界共愿。笔者附议。

       深究我国古代思辨之特性，有千途万路。可从政治思想入手，可从民俗仪式入手，可从政论辩论入手，也可从文学艺术入手。各学科、各研究领域皆可从其专业登堂入室，虽各自管中窥豹，但汇总整合，即可无限趋近历史真容，揭开遮盖民族思辨魂魄的面纱。此乃精神自省，是自我镜照与纯化。之后便可兼收并蓄、博采众长。同时，由于已有自我特性之反省，更能客观取舍中外思想，取精去糟就有了度量衡。也可预防诸多潜在的意识形态错误。万语千言，知己知彼方能奋战不怠。

继续：玄术